一般说来，传统的惯性是历史的阻力，但在时代转折的历史关头，传统的遗惠也可能成为创造的源泉。历史中蕴涵着一切，历史是未来的向导。传统之所以必须被尊重，是因为它是创造新文明的必要条件之一。
在科学已经成为文明基础的当代，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经受着科学论证的考验，并且其存亡继绝取决于能否为新文明的诞生做出贡献。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梁漱溟（1893～1988）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到张君劢（1887～1969）等人《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49），再到当代许嘉璐等人的《甲申文化宣言》（2004），这一切都表明这种思考一直在进行着。在1998年12月香港举行的“中华文化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发出“文化自觉”的号召。他认为正在兴起的“文化自觉”之世界潮流表明，人类社会将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的自觉”转到“文化自觉”。为适应全球化新时代的环境，以取得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
从文化的结构和演进看文化传统
人类是地球生物进化的一个偶然结果，而作为自然进化产物的人类却又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自然是人类的生存条件，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既属于自然又属于文化的人类，永远要生存在文化与自然的夹缝中。人类经过几百万年从猿到人的进化以后，进入“自然史与人类史彼此相互制约”下的文化进化时期。
文化的进化经蒙昧和野蛮而进入文明，文明又经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并正在迈向新的文明，这新的文明被设想为以科学技术产业兴起为特征的科业文明。在几十万年来的文化进化中，绝大部分时间处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不过几万年而已，而文明时代只是最近的几千年。这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历史绝大部分时间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只是最近几百年，而走向科业文明才刚刚开始。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怀特（leslie alvin white，1900～1975）对文明时代的文化结构给出一种系统论的说明，认为文化由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组成。参照文化的这种结构审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可以认为文化经历了技术主导和制度主导两个历史阶段，它们大体分别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应，而当今是正在走上观念主导的科业文明时代。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l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对文明的兴衰给出一种由“挑战—应战”法则支配的说明。任何人群总是要在人与自然和人与文化这两种基本关系中生存，不利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有时会构成对人类生存的“挑战”，因而不得不发挥其潜在的创造力而做出“应战”。不过他强调的是自然环境的挑战作用。
英国历史学家的韦耳斯（herbert ceorge wells ，1866～1946）对文明的进化提出一种文化“冲突—融合”模式，并且详细地描述了通过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产生工业文明的历史。按照工业文明形成的这种历史经验，未来的科业文明将必定在工商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产生。
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时期的农耕文化典型，它应该作为在创造科业文明中与工商文化并存竞争的文化因素加以关注，但迄今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几乎都忽略了它的这种战略地位。尽管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西方世界还没有适合其生长和发展的土壤，但作为创造未来新文明的必要条件之一，中国传统文化遗惠已经成为世界稀有的战略资源。
人类总是要依赖前人的文化遗惠为基础，并生活在人和人组成的社会中。一般说来，传统的惯性是历史的阻力，但在时代转折的历史关头，传统的遗惠也可能成为创造的源泉。历史中蕴涵着一切，历史是未来的向导。传统之所以必须被尊重，是因为它是创造新文明的必要条件之一。
从当代人类面临的挑战看中国传统文化
人类所面临的三大挑战，自然环境的恶化趋势、高技术预测的困难和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不平衡，展现了文化异化的当代表现。生存在工业文明中的人类，处在技术崇拜和技术恐惧的张力之中。人们感受到现代技术的反传统性，也认识到科学理性的缺陷，并试图通过观念重建调整文化。观念系统包括信仰、理性和价值三大要素，并且其进化经历了信仰主导和理性主导并开始步入价值主导阶段，价值成为当代观念重建的焦点。
在克服这种文化异化的过程中，一些思想家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智慧。英国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觉悟到应该按东方的见解行事，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文化精英们“回归到孔子”的呼吁、世界宗教会议的《世界伦理宣言》（1993）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普遍伦理计划”（1996），都试图改变当代世界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不平衡的状况。在这种寻求价值观的努力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被关注。
正是《易传》所竭力阐发的“易道”，奠定了这个百家共识的“天人合一”观的哲学基础。它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取代了“三代”时期的神学世界观，并进一步逐渐发展和演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天人合一”既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自然中心主义”，而是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思考宇宙和人生问题。它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同时又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而且代表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境界。中国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把精神境界划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四级，自觉作为宇宙一员的天地境界为人生最高境界。中国历史学家钱穆（1895～1990）认为，“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思想之归宿，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中国哲学史家牟宗三（1909～1995）认为，确立了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和价值观的《周易》，包含有能产生科学的数理、物理和客观三种观点。
易学与科学的结缘表明，易学是中西文化的契合点。中国人在儒学“格物致知”延伸的意义上接受了产生自欧洲的科学，并经历了从“格致”到“科学”的转变。在中国文明顶峰的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1130～1358）把《大学》的“格物致知”与《易传》的“穷理尽性”结合起来，创造了“格物穷理”的概念。明代末年的徐光启（1562～1633），不仅把象数学和传教士传入的科学对等，还借《易传》“会通”的概念提出“中西会通”作为修订历法指导思想。响应的不只是天文学家，还包括数学家焦循（1763～1820）以代数学研究易学，“中西会通”成为一种学术研究纲领。通过阿拉伯史学家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abdalla beidavaeus，abdallah beidhawy）等人和耶稣会传教士的工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的易学传入欧洲，遂有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发现《易图》与二进制数学的一致性，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r jung，1875～1961）阐发了易学的心理功能。作为传统与现代和东方与西方之文化结合点的易学，也吸引着当代海内外的一些学者。
从改变中国科学落后看易学研究
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形成于17世纪的欧洲，在溯源的意义上有古代的和中古代的科学之说。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化，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源流关系，但在类比的意义也可以谈论中国科学。直到科学迅速发展的19世纪中叶，中国才真正开始认真对待产生自欧洲的科学，但迄今对世界科学发展的贡献仍然微不足道。
如何理解中华文明在科学之旅的落伍？如何改变当今中国科学事业的落后状态？中国文化辉煌在技术主导的农业文明时期，中国文化的衰落在制度主导的工业文明时期，中国文化新生的机遇在观念主导的科业文明时期。就主导因素考虑，我们的辉煌与技术相关，我们的落伍与制度相关，我们的新生与观念相关。
对于易学在中国科学史上的作用迄今也还没有达到共识，主流观点认为易学对于科学的作用是负面的。李约瑟认为“《周易》的那种精致化了的符号体系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灾难性的障碍，它诱使那些对自然界感兴趣的人停留在根本不成其为解释的解释上”。北京大学朱伯崑教授则强调中国有自己的科技传统，在中国科技史上形成了易科思维，并将其概括为观象论、功能论、对待论、流转论、整体论、辅相论六大特征。
现代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沿着产生自欧洲的科学传统演进的，但其未来走向并不一定总是沿着既定的方向。在如何建构后现代科学的话题中，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遗惠被一些学者关注。人类意义世界所做出的这种价值选择，意味着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可能会重新获得其生命力。李约瑟反对把中国传统科学视为失败的典型，认为它保存着“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但他没有给出更详细的阐述。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求索中国传统科学的理论特征，并且在某些场合我也表达了我所思考的结果。我认为科学传统之间的差异主要不在科学内容本身方面，尽管不同传统所包含的科学内容有差别，因为自然规律不因发现它的民族不同而改变。其差异主要表现在科学规律的表述方面，而这表述的不同则是根源于自然观的哲学基础，及其影响所及的逻辑形态和理论构造方式。在中西对比的框架下考察中国科学传统的特征，我把它概括为生成论的自然观、比类和互补的逻辑推理和模型化的理论结构。在科学的当代演变中，一种新的科学类型正在形成，中国传统科学的潜在模式对于这种新科学范式的建立会有某种启迪。
易学本质上属于哲学，它和科学不仅是两种不同的学问，而且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以“天人合一”为构架的中国传统科学没能发展出产生自欧洲的那种科学，而且“会通”中西科学的努力迄今未获成功，但这并不表明它在未来的科学发展中无益。易学遗惠的科学光辉等待重新发现真理的勇士，须有英国科学家道尔顿（john dalton，1766～1844）改造古希腊原子论那样的工作，浅薄的比附、无知的狂论、投机的伪造，不仅无济于事而且损害易学的声誉。让我们重温相对论创立者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关于重新创造真理的论断：事物的真理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为具有强有力的性格的人物重新加以刻勒，而且总是使之适应于雕像家为之工作的那个时代的需要；如果这种真理不总是不断地重新创造出来，它就会完全被我们遗忘掉。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董光璧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所作的演讲稿，由科学时报与《科技中国》杂志共同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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