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知足常乐是创新的大敌
作者：施一公，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西湖大学校长。
出处：《开讲啦》第245期，由80后励志网整理编辑
我还挺紧张的，我想先问一下在座的有没有我们河南老乡？（有！）几乎占了一半儿了，因为我是河南人，还是驻马店人，所以到哪儿呢我都要先认一认老乡，我想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其实就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产物，到现在为止。我很幸运，我没有考试，是保送去了清华大学，入学的时候，懵懵懂懂，从学校里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对这个世界看得很明白了，但是在清华的一件事情对我影响非常之大。
那就是我在大学三年级刚刚入学的时候，我亲爱的父亲突然之间离我而去。在9月21日上午，第四节课下课之前，我们班的教室里突然进来一位传达室的老大爷，他问大家，他说不好意思，我打扰一下你们，在座的有没有一个叫施一公的？我说我就是，他说你家里出事了，赶快出来。我当时心里一凛，不知道什么事儿，出来以后看电报上，我大姐发来的只有七个字：父病危，速归速归！我拿着书包，没有回宿舍，就往火车站跑，点半就跳上了第一班去郑州的特快上。我很少流泪，但是在火车上我一直忍不住，我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事。晚上九点多火车到郑州，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等待公共汽车，我是从郑州火车站跑回家的，就是希望能够再见我父亲一面。但是在家的楼下，到楼门口的时候，看到的是几个花圈。
那个时候我已经非常绝望，仍然想象这不是我的父亲，我跑上四楼，敲开门，看到家里的花圈，看到我父亲的挽联，当时我很崩溃，我无法抑制我的感情。其实我的父亲在两天之前下班的路上，被出租车司机疲劳驾驶撞倒了，这个司机把我父亲送到医院急救急诊室的时候，我父亲还只是昏迷。我们事后看记录，当时的血压一百三、八十，脉搏六十二，都是正常的，我相信如果正常施救，我父亲会看到今天的我。可是当时急救室里有一条规定，任何人如果到急救室以后，要先交五百块钱押金才能施救，而1987年五百块钱比现在的五十万都难凑。当时这个司机开着车，花了四个半小时凑足了五百块钱，晚上十一点回到人民医院急救室的时候，我父亲脉搏已经没了，零，心跳、血压都没了，测不出来。我难以想象，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我们家身上，为什么让我承受这一切。大学三年级的我，我所有的价值观、世界观是崩溃的，我多次会半夜起来两三点跑到圆明园，直到把自己的体力在狂奔中消耗殆尽，大哭一场，才能凌晨回到宿舍开始一天正常的生活。其实我想了很久很久，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不再像以前一样觉得我只是简单的懵懵懂懂，简单地继续我的学业，也许将来做一个科学家。所以在大三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改变社会，我要从政，因为我觉得，从政可以最直接地给一个城市，一个乡村，一个省，一个行业带来福祉。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在冲击我们，所以我这个从政的想法经过两年之后最终没有往前走。我是提前一年毕业，我迫不及待走上社会。我的第一份工作你们也难以想象，是去香港经商，合同都签了，签了以后还没有等到履行合同就又失效了，还没有就业就失业了。我想了一晚上，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七号楼的三楼，决定出国留学，出去看看。我刚去美国的时候，很是迷茫，我曾经想转行，曾经想转计算机、转经管，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好赡养我的母亲，我要挣钱，想了很多。但没有想到，一旦进了实验室以后，发现在科学研究这个殿堂里面是如此之神妙，出乎你的想象。
1995年从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物理系拿到博士学位，尽管觉得自己已经基本上板上钉钉会去做学问了，我总希望自己不留遗憾。我又去面试了几个位置，拿到了一个保险公司中国首席代表的位置，当时面试我的这几位面试官有一位跟我讲，他说小施啊，中国的保险法刚刚放开，你加盟我们，我们进军中国市场，你转眼就是六位数字的收入，然后你会是中国市场的开拓者。当时听得我也是觉得很好玩，真的不是心旷神怡，因为我觉得不够浪漫。其实我去面试的主要目的是说服自己做学问，做科学是最浪漫的事情，最梦寐以求的事情。当你跟着自己的兴趣，真正凭自己的兴趣走一条路的时候，要坚定地走下去，不要被周围的人、事物轻易打动，对于我而言，从事科学研究这条路，我从来都觉得是一条正路，从来不会为周围的东西所打动、所打断。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同学、学生，大家能够好好地走自己的路，不要轻易地被周围的价值观所牵引，尤其是不要轻易地被“以金钱论英雄”的价值观所牵引。
如果你问我十年之前回国什么目的，其实非常简单，我想影响一批青年人，我想培养最优秀的创新型的青年人才。尽管1995年就想回国，一直到2007年，十年之前才在清华开始培养第一个博士生，中间又隔了十二年，我又花了十二年做准备，我总在想，我在普林斯顿做的事情，能不能将来在清华复制。我也常常心里不平衡，什么不平衡呢？我们总是以我们走出国门，到美国留学的留学生为例，说你看这些人到美国有多好，可是跟大家说实话，做得也不好。我这一届清华1985年，我们有两千两百五十一位本科生，毕业那一年和毕业之后的那一年，我估计一千六七百都去了美国，现在大部分还待在美国，我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为啥跟大家讲这个，我讲我的心里不平衡，我们这么多极其优秀的中国学子，中国学生到了国外，可是他们有多少能脱颖而出的，这个比例非常小。所以当我在普林斯顿，成为助理教授的时候，我越发觉得心里不平衡，当我去跨国制药公司参观，当接待我的和我交谈的都是白人，而下面打工的，我了解到的情况，这些中国人非常优秀，他们是我们的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国内一流的名校出去的学生，他们的智力，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学识，远远高于他们的雇主、他们的老板、他们老板的老板。可是他们很满足，非常遗憾，他们非常满足。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有一句话叫知足常乐，知足常乐用来对待生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没错，但是我们这些其实接受了大学文化教育的，得到了一些特殊教育背景的，我们这批中国人到了美国，到了海外，还是知足常乐，这就有大问题。所以我其实一直心里非常不平衡，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自己想回清华。
我有时候想，清华强则中国强。我刚回国的时候，我曾经信誓旦旦，我说我要能改变三分之一的清华学生，能让三分之一的清华学生，不再为柴米油盐发愁，我觉得就会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就会是一场革命，会让中国变得更加美好。
我很小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我的父母，觉得是老师希望我长大能够成才，能够做事情，做大事。我小学的政治老师告诉我说：施一公，你长大了要为驻马店人争光。我记忆到现在，即使在我最崩溃的时候，我也会写日记，我也会拍拍胸脯鼓励我自己，说别忘了你是施一公，别忘了你要做大事。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大事是什么事情，真的是这样，我虽然不知道要做什么大事情，我总是鼓励我要做大事情。在我看来，无论是做什么，最重要一点就是看能不能作为一个人，实现自己的价值，你能不能给社会带来价值。当你不能给社会带来价值的时候，我认为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的实现，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在座的都想一想，有自己独立的判断。生命只有一回，如果不把生命体验到极致，你不后悔才怪！
我一直在思考创新如何鼓励。中国大学的毕业生，我们的均值很高，但是方差很小，我们不喜欢大家标新立异，我们喜欢大家都循规蹈矩，走路、坐姿，无论是服装、发型，都尽量是要统一，这种情况下培养的学生，思维方式也受禁锢，说实在的，阻碍创新。因为我可以说在中国长大，又在美国待了很久，十几年，我总在比较其中的优劣。我在想，你看美国教育的公平，是由公立大学保障的，但这个社会的卓越，科技的卓越，基本是由私立大学保障的，从西海岸的加州理工、斯坦福，到东海岸的普林斯顿、哈佛、耶鲁，超一流的这些学校都是私立的。对于一个国家，它的实力体现，国家安全保障是靠卓越，而这个卓越一定要用特殊的方式来保障，怎么做到呢？我们希望在我们美丽的西子湖畔，在杭州创办中国第一所现代化的，世界级的，研究型的民办大学，这所大学名字就叫西湖大学。我相信到时候民办大学和我们的公立大学一样交相辉映，是对公立大学的重要补充，它们也同样为国家、为社会培养高精尖的人才。将来过三十年、五十年，我们的后代能够对世界说，我们中国人，做出了跟我们的民族、人口，和我们的历史传统相配的贡献。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这一点要达到，是需要创新的，而这种创新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好，谢谢大家！
诵读人：生物物理所 李硕果，党支部宣传委员，高级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