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泽宗：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学方法
作者：席泽宗，卓越的科学史家、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出处：《名家演讲录·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学方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三节“大学的《格物致知》”
古代儒家经典《大学》里首先提出的“格物致知”，体现着追求真知的科学态度。
《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到了宋代，朱熹才把它独立成书。《大学》一开头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全书的纲。“明德”指人的自然本性如同一颗明珠，但它需要时常揩抹，才能明亮起来，这就是“明明德”。“亲民”中的“亲”即新，是说本人既已“明明德”，就当推己及人，使之也除去其旧染之污。不管是“明明德”，还是“亲民”，皆当“止于至善”。这三句话就是在《大学》里要学习的大道理。
席泽宗
为了实施这个总纲，《大学》接着又提出了8 个目，即: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5 个属于“明明德”，即自我修养部分，为本；后 3 个属于推己及人部分，为末。要达到“明明德于天下”的目的，格物致知就是根本中的根本。这些话，古代知识分子是家喻户晓，现在也还广为流传。
朱熹详细解释了什么是格物致知。他说，想要致知，就要穷究事物的道理。天下之物虽理未有穷，知有不尽。但《大学》教导的，正是要学者对于天下之物，以已知之理为基础，求乎其极。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大学》讲的大道理本来属于社会科学，经朱熹这么一解释，和自然科学发生了关系，而且自然科学成了最基本的东西。在这方面，朱熹还有许多论述。他认为学者在端正求知动机，也就是“诚意”后，要选准研究事物的切入点，进行格物。例如手里拿个铁片，本来也可以割东西，但经过 “格物”，磨得锋利，就割得快，若将割的对象再研究清楚，那就和庖丁解牛一样，迎刃而解了。朱熹认为，天下之物哪怕是至微至贱的草木禽兽，也莫不有理。学者对于上到万物荣枯、天高地厚，下到动植物大小，都应当理会。格物既要穷究事物的内在道理，也要顺应外在的自然规律。“合内外之理”，不但要认识自然，还要顺应自然和保护生态，这是朱熹格物思想中的又一光辉之点。
《名家演讲录·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学方法》
对于研究的进度安排，朱熹也有说法。有人问他，“格物是最难事，如何尽格得?”朱熹回答说想获得真实功夫，做法应该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个贯通处”。这不是说格一件后便会通，也不是说格尽天下所有事物后才会通，而是像走路一样，左脚进得一步，右脚又进一步，一步一个脚印，持续不已，自然贯通。而且做学问也马虎不得，每格一物，都要“表里精粗无不尽”，既要从宏观上把握，又要从微观上把握;既要注意理论，又要注意应用。最后，格物要注意平时积累，也就是要在闲时理会，免得临时抱佛脚。但遇到紧急情况，也要尽心研究，当时判断不了、无可奈何的，事后也得再研究。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对于这两句在《大学》中沉睡了 1500 多年的话，朱熹做了如此丰富的发挥，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这也是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而朱熹突出格物致知以后，又提高了人们认识物质世界的自觉性，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研究潮汐、植物学、医学、本草学等都被认为是格物。元代四大名医之一的朱震亨干脆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名为《格致余论》。明代大科学家李时珍和宋应星在写《本草纲目》和《天工开物》的时候，也都认为自己是在格物。所以，到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时，就自然而然地把传统文化中的格物致知和西方的自然科学联系起来。徐光启把利玛窦带来的学问分为两大类，一种为宗教上的修身事天之学，一种为格物穷理之学;格物穷理之学中有一分支为象数之学，包括历法、音律和数学。这是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沟通，从中可以看出西方学科分类的影子，却没有远离中国传统文化。
此后，“格物穷理之学” 的缩写“格致”一词，多数情况下都与西方科学有关。到清代末年，随着西方科学知识的进一步传入，“格致”的涵义逐渐从科学和技术的总体，调整为自然科学的代称。辛亥革命后，格致改称“理科”，后者也源于“格物穷理”。现在有人拿中国没有“科学”一词，来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是毫无道理的。研究问题还是应该从实际出发，不应该从概念出发，这也是一个方法问题。
诵读人：科学史所 研究人员党支部 李云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