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留在科学家的角色中
作者：祁淑英
出处：《袁隆平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袁隆平的秘书辛业芸于2000年4月在她的一篇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
在20世纪的长空里，灿若星辰的科技文明造就了许多奇迹，“东方魔稻”这一神话般的奇迹，它不仅使一个泱泱大国——中国，走出了吃粮受限的低谷，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掀起了一股“绿色风暴”，给不同肤色的人民带来福音。这是一个中国科学家创造的奇迹，他就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世界农业发展史册上已定格了他的名字和成就，他的影响将延伸至下一个世纪，乃至更久更远……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显然，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的成果，已经写进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中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回想过去，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刚刚起步，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杂交水稻之所以能研究成功，除了他锐意进取，含辛茹苦地劳动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关怀和支持。用袁隆平的话讲，叫“寸草仰春晖”。
1981年6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袁隆平撰写了题为《寸草仰春晖》的文章，抒发了他对党的感激之情。他在文章中写道：
党的60周年诞辰来到了。此时此刻，我回顾籼型杂交水稻研究成功的历程，激情自然而然从心房喷发出来，涌向笔端。我要歌颂党，是党的阳光和雨露养育了科技花苑中杂交水稻这朵奇葩。
这项成果的幼芽刚破土冒出地面，就受到了党的阳光的照耀。1964年我发现水稻雄性不育株以后，需要挤课余时间进行试验和配备助手短期帮忙，安江农校党支部书记管彦健同志便通知教务科，把我的课排在10时以前或下午。
试验材料抽穗扬花的时候，又调了一位教师，帮我搞了一个月的杂交工作。1966年，我把试验结果写成《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文章在《科学通报》第4期上发表后，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同志立即致函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指出杂交水稻研究很有意义，要求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给予大力支持。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受到了冲击，被罗织的罪名主要是“搞资产阶级盆盆钵钵研究，引诱贫下中农子弟走白专道路”。当时，处境十分艰难。1966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运动进入紧张阶段，而我的雄性不育试验材料又正好在这个时期抽穗，如不进行杂交，就会因不结种子而夭折。我硬着头皮提出请三个上午的假搞杂交。出乎意料．他们不但欣然准假，还给我加了一倍时间的“假期”。事后我才知道，我之所以未被揪斗并让我搞一个星期的杂交试验．主要是因为国家科委那个函件起了作用，、我深感赵石英同志具有远见卓识，不愧是党的好领导、好干部；同时也感激我所在单位的同志们当时保护了科研，保护了我。
大动乱卷遍神州大地，但湖南省科委于1967年3月仍派人到我校了解试验情况，把“水稻雄性不育”正式列入省科研项目，拨了600元的科研经费。湖南省农业厅的同志将李必湖、尹华奇两名“社来社去”的学生留下做我的助手。科研小班子总算搭起来了，两名助手每人每月18元的基本生活费暂时有了着落，这可算是为我们深入到绿色王国作科学探索开了通行证。此后，湖南省科委年年拨款，并多次派人到学校和广东海南试验基地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
但是，科研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的航道上有暗礁，也有急流险滩。
1968年5月18日，我们的试验材料被人破坏，扔入了井底。是省、地科委的同志来调查和了解情况，给我打气，要我们重整旗鼓，使坏人的阴谋不能得逞。翌年6月，省里一位有影响的专家到我校对杂交水稻研究吹冷风，我被抽到溆浦县低庄煤矿当工作队队员。后来，湖南省科委两位同志来学校了解试验进展情况，得知我已被“调虎离山”，他们立即向地区革命委员会反映，把我调回了学校，使试验得以继续进行。为加快研究的步伐，我们先后到过广东南海县，海南岛陵水县、崖县，雷州半岛徐闻县，云南元江县等地，都得到了当地党组织和各族人民的热情支持。
1970年以后，我们得到的支持更多了。当年6月，在常德召开了全省第二次农业科学经验交流会，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非常重视，把我请上主席台，并给我们科研小组发了奖状。1971年元月，中国科学院业务组副组长黄正夏同志到了海南，他得知我们在搞杂交水稻科研以后，便召集在海南搞“南繁”的有关省和单位开会，号召搞协作研究。会后，从1月到3月，先后有广东、广西、江西、湖北、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的30多位同志来我组跟班学习。3月初，湖南省科委和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组织了20。余人到海南参观。接着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湖南农学院、湖南师范学院牵头，成立了全国性的科研协作组，9月在长沙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自此，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议，交流经验、讨论问题和制定研究计划，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这项研究工作。
新事物的成长总不是一帆风顺的。尽管党对杂交水稻的研究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但仍然有人反对，嘲笑、挖苦、谩骂无所不有。每次，都是党给了我们前进的力量。有一回，在一次会议上，有人当面指责当时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负责人何光文同志不该支持杂交水稻的研究，但何光文同志坚持正确的观点，仍然大力支持和鼓励我们进一步研究。那时，我虽然担心自己可能被打成“科研骗子”，但想到有党的支持，浑身就有劲了。
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和试种成功以后，这一成果没有沦为展品、样品，而是迅速得到推广应用，转化为生产力，这又是因为有党的重视，有陈洪新、贺湘楚、伍绍荃、邹国清等一批热心扶持杂交水稻的党的领导干部。陈洪新同志不辞辛劳，“周游列国”，深入到湘南十几个县宣传发动，并与有关领导同志一道研究，制定了大面积种植杂交水稻的周密计划，包括准备种子，建立大样板，培训技术力量，等等。1975年，湖南省委主要领导人在参观了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的104亩杂交水稻示范田后，一次拿出100万元、150万公斤粮食，组织了8000人去海南制种。这年冬，国务院领导同志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的决定。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一年三代易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来发展杂交水稻。
袁隆平对于党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没有将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和推广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而是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他在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
我不厌其烦地写下这一件件具体的事情，是因为每一件事都体现了党对我们的关心和培育，都加深了我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今天，面对鲜花和赞美，我反复思考，我国杂交水稻为什么能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呢?寸草仰春晖，全靠党的好领导啊!我决心在党的指引下，戒骄戒躁，为发展杂交水稻做出新的贡献，让社会主义祖国的科学事业永远兴旺发达，走在前列。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一位科学家读了袁隆平的这篇文章以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铁骨柔肠的袁隆平》。这位科学家在文章中盛赞袁隆平谦虚谨慎和对党、对人民无限热爱的崇高品格。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田际榕称赞袁隆平是一位贡献巨大且品格高尚的人。田际榕说：
“袁隆平是一位淡泊名利，不居功自傲，不求安逸享乐，不向组织提任何个人要求，只知埋头苦干和无私奉献的伟大科学家。”
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理所应当地受到人民的信任和尊重，所以，渐渐地，一些荣誉和地位开始向他身上集结——
1978年2月，袁隆平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78年3月，袁隆平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并获奖；
1978年6月，袁隆平被评为湖南省先进教育工作者，并出席湖南省教育工作先进代表大会；
1978年10月，袁隆平出席湖南省科学大会，并获湖南省个人发明奖；
1979年，袁隆平当选为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作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遗传学会理事、湖南省遗传育种学会副理事长、湖南省农学会理事。
不久，袁隆平正式调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的一位领导亲自找他谈话，说：
“组织上考虑到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考虑到你对党和人民的重大贡献，经研究，想让你担任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正厅级。”
一名在科研事业上已经功成名就的科学家来说，如果带着这份显赫的资历，登上某个官位，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然而，那绝不是袁隆平的选择。
有一位哲人说过这样一段话：
“人类生而具有权欲，即支配欲、控制欲。人类永远谋求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或超越他人的优越感。谁发现真理，就意味着真理的发现者优越于他人。因此，人们乐于宣称自己发现了真理。在某一领域内，谁创造了显赫的成果，就意味着成果的创造者优越于他人。因此，人们总是乐意充分展示成果，借而张扬自己。”
这位哲人的话没有错。的确，有谁不愿意展示自己呢?的确，谁不愿意让自己的生命展示到极限呢?而袁隆平却偏偏不愿意张扬自己。温时，他不发烧；寒时，他不心冷。他总是保持一颗平静而淡泊的心，以不变之心，应万变之境。
凭着袁隆平的才气与能力，只要审时度势，好自为之，加官晋爵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袁隆平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袁隆平很喜欢近代佛学大师弘一法师李叔同吟唱的一首《清凉歌》：
清凉月，月到天心光明殊皎洁。
今唱清凉歌，心境光明一笑呵。
清凉风，凉风解瘟署气已无踪。
今唱清凉歌，烦恼消除万物和。
清凉水，清水一渠涤荡诸污秽。
今唱清凉歌，身心无垢乐如何。
清凉，清凉，无上，究竟真平常。
他每每读到这首《清凉歌》，仿佛身心也充满清凉，感悟到一种清凉的人生境界。
这一天，袁隆平不假思索地回答组织部的这位领导：
“我这个人不适合当官，在我看来，当官有很大的局限性。别的不说，在搞科研攻关这一点上，它就没有我现在自由、自在、自如、自得。倘若当上官，整天文山会海，哪里还有搞科研的自由。”
“当农业科学院院长与你从事杂交水稻科学研究并不矛盾，都是搞业务嘛!”这位领导耐心地说服他。
“领导同志，有人说我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哪，一个不问政治的人，怎么当得了官呀?”袁隆平似乎是在作自我否定。
“不对!”这位领导同志赶忙说，
“回想60年代之初，饥饿贫穷，直接导致了党和国家的威望下降，你袁隆平忧国忧民，身体力行，历尽千辛万苦，进行高产试验，搞杂交水稻研究，这能说是不问政治吗?”
“领导同志，院长我可当不了哕，省农科院那么大一个摊子，我怎么顾得过来?要我当院长，就意味着要我离开杂交水稻的科学研究。”袁隆平继续推辞。
“你这个同志也真有意思，要你当官，好像是要你服苦役。”这位领导摇摇头说。
“不是服苦役，只是当官不适合我。”
“不当可不行，这是关系到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是体现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重用，更何况你是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嘛!”这位领导亮出了最后一张“王牌”。
“这就怪了，怎么当官才是关怀和重用呢?党和政府为我提供了良好的科研条件，这不就是关怀和重用吗?”袁隆平恰如其分地挡回了领导亮出的“王牌”。
那位领导听了袁隆平的一番话，只好再一次摇了摇头，遗憾地告辞了。
领导走后，袁隆平重新阅读了他非常喜欢的陶渊明的一首诗《归园田居》，诗中写道：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在陶渊明看来，人的一生不必在仕途中去寻烦恼，而应当进德修业，做一些有益于他人的事情，“但使愿无违”便好。
陶渊明这种潇洒的人生态度，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也感染着袁隆平。因为袁隆平喜欢陶渊明，读懂了陶渊明。
在袁隆平看来，自己是一个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在世俗和功利面前，自身精神价值的取向应该是纯净无瑕的。所以，无论外部世界如何浮躁失衡，他的心境总是平静的。
这时，他忆起了父亲的教诲：
“我们的一生有很多东西需要坚守，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如果浮躁了，就难以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但是，有些事情，我们也要勇于放弃，必要的放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坚守。
“明智的放弃，是在把握事物规律之后做出的必然选择。如果说，勇敢的坚持显示的是一种人格魅力的话，那么，必要的放弃和放弃后的艰苦求索，便体现了一种理性和智慧。”
从教会学校毕业的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上帝给你的不会太多。”当年袁隆平毕竟年纪尚小，他对母亲的话似懂非懂。如今的袁隆平悟出了这句话的道理：人生不可贪婪，学会拥有，也须学会放弃。
凡是善于有所放弃并善于有所坚持的人，都是自我意识很强的人。袁隆平便是这样一个自我意识很强的人。他曾读过英文版的《爱因斯坦传》。爱因斯坦就是一个自我意识很强的人，他因其科学成果与名望被国民推举为总统候选人，但他却婉言谢绝了。他终生老老实实地“蹲踞”在科学家的角色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袁隆平总是重复着这样一席话：爱因斯坦的成就是我望尘莫及的，但我要效仿他的精神，失意时不气馁，得意时不忘形，分外之事虽有利而不为，分内之事虽无利而为之，终生安于自己的科研事业。
有一位哲人说过这样的话：在无节制的介入中，会不断地丧失人生。任何事物的创造者，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是让环境的风尽量小一些——你尽量坚守内心，同事业无关的干扰则自然会小些，再小些。
袁隆平始终把自己的精力放在研究杂交水稻的新品种、新体系方面，他总是极力避免涉足杂交水稻之外的事。
电视剧《戏说乾隆》中有那么一则故事——
一天，乾隆皇帝问刘墉：城门口进进出出的人究竟有多少个?刘墉回答乾隆：一共两个——一个为名，一个为利。
倘若读懂了袁隆平，就会感到刘墉这种两分法未必准确。笔者以为把世人分成有理想、有目标和无理想、无目标两类，是较为合适的。追求理想与奋斗目标，其实是一种献身精神。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而拼搏，焉有不全身投入之理?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的恒心，来自一种伟大的理想，来自一个伟大的目标。
诵读人：山西煤化所 研究生 武少弟（左） 赵海宏（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