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中国科学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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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竺可桢，著名的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和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 出处：《科学》32卷4期
中国之有近代科学，不过近四十年来的事。最早成立的科学研究机关，要算北京实业部的地质调查所，创始于 1916年。六年以后中国科学社在南京建立了生物研究所。此时正值五四时代, 北京大学号召全国提倡科学，科学研究才慢慢地在各大学里有了立足点。从此各专门学会如地质学会、物理学会等逐一成立。到了1928年创设了国立的研究院, 即是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从五四时代到现在卅多年间, 中国在科学上虽亦造成了少数杰出人才, 对科学做了个别的贡献。但一般而论,对于国计民生有多少补益, 对于科学本身有多少建树，检讨起来，仍然不免失望的。 过去中国科学界贡献之不能更为美满, 一部份固由于外在的原因，即是政府不能把握正确方针, 把科学作为装饰品, 使经费仅足维持工作人员的生活, 科学研究, 徒有其名；加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实行侵略, 使大学与研究中心迁移跋涉, 不能安居, 甚至轰炸焚烧, 宝贵的仪器书籍因之而沦亡遗失。但内在的原因, 即中国科学界本身存在的矛盾和缺点, 亦有其重要性。最显著者为各单位的本位主义和科学工作人员的「为科学而科学」的错误见解。在我国科学界中本位主义的存在, 甚为普遍。过去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之所以不能分工合作, 即是一例。科学工作人员由于过去训练, 多崇拜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人主义。以为科学家的本分,在于寻求真理, 只要本其所学, 自由的选择一个题目, 竭其能力来研究, 便是尽了责任。殊不知科学研究的经费来源, 是取自工农阶级劳力所获得的生产, 本诸取之于人民用之于人民的原则, 科学研究自不能不与农业工业与保健发生联系。过去科学工作人具各自为政, 闭门造车的习惯, 自有革除的必要。 为纠正过去的错误观念起见,为谋达到给人民谋福利起见, 我们新中国发展科学的道路将朝那方向走呢？ 第一我们必得使理论与实际配合, 使科学能为工农大众服务。第二我仍必须群策群力用集体的力量来解决眼前最迫切而最重大的问题。第三大量培植科学人才以预备建设未来的新中国。 为要达到上述目的, 就非要有计划地来做不可。计划科学的发展和普及, 世界各国中只有在苏联已收到极大的成效。这一事实就是英美科学家也承认的。 美国伦敦大学物理学教授裴纳尔雨(j.d. bernal,)在1949年出版「需要的自由」（“freedom of necessity, kegan paul, london 1949”）这书里已经明白指出。他说： 「将来的科学要用整个社会的观点来计划，是绝对必需的一件事。这种计划在苏联已见其端倪。只有忠实地遵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才能把帝俄时代本来浅薄科学基础, 变成伟大的, 互相联系的, 和勃勃有生气的眼前苏联科学。在短短卅年当中, 苏联已经从一个文盲遍地的国家，变成了随处统是科学工作者的国家。问题的重要性, 并不仅仅去培养几个少数有天才的科学家, 在科学的前哨上做点冲锋陷阵的工作；而是建立起来一个普遍通行的习惯, 把一切关于工业、农业、卫生和国防所需要科学来解决的问题, 从有计划的实验, 和以统计数字为依据的基础上来解决。」 我国现阶段的科学基础比十月革命以前帝俄时代的科学基础还要薄弱得多。在这时候就来讲计划科学, 是谈何容易的事。苏联科学院院长瓦维洛夫在他所著三十年来的苏联科学这篇文章里,曾经说:「把我们的科学完全贡献给人民和国家来服务这一事, 使科学的计划性变成绝对需要。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所具有的一个主要特点。不仅是科学的规模, 如机构, 人选, 和设施应有计划性的，甚至内容即是科学研究的问题也应有计划性的。」但瓦维洛夫同时也指出苏联科学向着计划这条路上走, 到了苏联科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即苏维埃统治的第二个十年, 才确定的。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十年内, 苏联科学的发展还是不平均的,无系统的。在最初几年苏联和外界的交通被资本主义国家封锁所隔绝, 国外新的科学文献和设备统不能输入。苏联科学虽在这艰难困苦时期, 却也有相当的成就。在苏联科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其计划性虽尚未十分显著, 但已有了新的方向。值得我们注意的计有三点: 第一是苏联科学最初即具有实用性, 确定了科学为人民而服务的方针。 第二是利用集体工作的方法, 来解决问题。这种方法使得以前看起来极为复杂而费力的研究,得以进行。 第三是科学的普及工作, 大规模的推动着。十月革命后十年之内, 苏联科学工作人员, 即是积极参加科学研究的人员，和革命前相比至少增加了十倍。 苏联科学近卅年来的宝贵经验, 很值得作为我们发展科学新方向的参考。 目前中国和革命以前的苏联一样是个农业国家，而生产技术比较起来更要落后。要建设一个新中国, 使生产逐渐增加,工业向前迈进, 是非常间距困难的一椿事。人民政府已具决心将努力发展自然科学, 以服务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一九五o年度, 虽在台湾尚未解放, 经费十分困难的时候, 科学研究经费已超出过去国民党当政承平时代的预算。中国科学院之建立, 正所以配合时代, 发挥科学工作为人民服务的积极功能，扫除过去中国科学工作者主观上的弱点。它将以自然科学为重点, 在原有机构, 即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之基础上。加以充实。以后工作将为政府农工文教各部门, 取得密切联系, 庶几可以达到利用厚生之道。 有人以为注重科学的实用性就可把基本理论科学研究完全放弃, 使每个科学家统去做直接与生产有关的工作。这是错误的观念。若是计划科学的人民要每个物理学家,化学家到工厂去服务，要所有地质学家去探矿, 所有生物学家统去改良种子和牲畜, 而把基本理论科学抛在一边，则不但科学将永无进步，即为生产着想，把眼光放远一点亦得不偿失。所谓理论去配合实际，科学去配合经济建设，绝不是那么简单一回事。各个科学的范围至为广泛。譬如物理学, 它和旁的基本科学,如化学,生物,地质统有关系; 它和工业、农业、医药亦均有关联。物理学上一种重要发明, 如同五十年前电子的发现, 不但已经应用到旁的科学上去,也已应用到工农医药各种事业上去。反过来讲，一种工业之建设，如同钢铁工业，不但需要机械、电机、地质、矿冶的人才, 而也需要物理学家, 化学家, 古生物家, 和心理学家的设计和帮助。从科学和建设事业这样错杂纷纭的关系来看，基本科学的研究任是不可忽视的。 苏联科学的基本研究工作, 在近卅年来不但没有停止, 反而大大发展, 即是一个好的榜样。但是基本科学的研究决不能像过去各单位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地去做。中央科学研究机构将与各大学、理、工、医、农学院, 以及各专门学会的科学家互助商讨, 成立各科专门委员会，检讨目前每一科目急需要解决, 而可以解决的问题。凡一个研究机构所不能单独解决的问题,将与其他研究机构或大学合力解决之。要如此, 方能一扫过去本位主义之弊。 在中国现阶段, 要谋科学的发展, 尚有最迫切最重要的一件事, 即是科学人才的培养。东北全部解放, 不遇一年有半,建设初兴, 即感人材不足。无论工厂、矿山、学校、中极和高极技术人员, 均极度缺乏, 普通工人与技术人员之比例均在百分之一以下。虽在关内到处罗致, 人材仍患不足。将来台湾解放以后,全国各处建设同时并致,则所需科学技术人才自必更多。因此大量地建立新的大学, 与专科学校, 为最近的将来必需举办之事。但以训练人才又必需师资, 势必在大学多设研究所, 方能使日后高等学校的教师不致缺乏。同时广泛地推行科学普及教育亦要着手。中央文教委员会已拟定计划, 推行普遍的识字运动, 以扫除文盲。大量地设立农工子弟速成学校, 给农工子弟以科学技术的常识。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文化教育政策中规定爱科学为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之一。所谓爱科学就是要人人本科学的眼光去做事, 无论处理个人日常生活, 或是承办国家大事, 如同最近人民政府的赶修铁路, 发行公债, 或抢救灾民, 统要从科学的角度上去看, 用科学的方法去做。科学在中国好像一株被移植的果树, 过去因没有适当的环境, 所以滋生得不十分茂盛;现在已有了良好的气候, 肥沃的土壤, 在不久的将来, 它必会树立起坚固的根, 开灿烂的花, 而结肥美的果实。
诵读人：大气物理所 lapc党支部书记 于永强 |
